
名人媒体生命网评论员:冯秉诚牧师安息主怀后,华人基督教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:“世上再无冯秉诚。” 从这个人在世上的实体存在消失了,毋庸置疑。
我们认为,这句话首先是一种深切怀念的告别。世界上当然不会再有另一个拥有同样经历的冯秉诚:北京大学生物系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、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,从医学基础研究走向基督信仰,再从科学工作者成为传道人和文字事奉者。这样的生命轨迹属于一个人,也属于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。
但“世上再无冯秉诚”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,恐怕不只是因为一个熟悉的名字离去了。
它还触碰到一个更深的问题:当《游子吟》的作者离开以后,华人世界那些关于科学、信仰、生命和永恒的追问,是否也已经有了答案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问题没有消失。只是提出问题的人变了,时代的语言变了,问题的形式也变了。
《游子吟》听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

要理解后冯秉诚时代的影响,需要回到《游子吟——永恒在召唤》产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。
当时,一批又一批中国学生和学者来到北美。他们大多接受过无神论和科学主义教育,相信宗教是人在愚昧时期对自然现象的想象,也相信随着科学发展,信仰终将退出历史。然而,来到西方以后,他们看到的现实比原先的观念复杂得多。
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社会,并没有让宗教完全消失;一些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科学家、医生、教授和工程师,也并不认为相信上帝等于放弃理性。许多原本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,又重新摆在这些海外华人面前:
科学与信仰是否必然冲突?、《圣经》是否可信?、宇宙和生命从何而来?、耶稣复活是宗教传说,还是可以进入历史讨论的事件?、如果人只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物质存在,生命的尊严与意义又从何而来?
冯秉诚听得懂这些问题,因为他自己正是从这样的思想世界中走出来的。

他曾长期崇尚无神论和个人奋斗。太太参加团契时,他常常把家人送到团契,然后自己去实验室。有时接人接得早了,便留下来与基督徒讨论,甚至争论。经过多年思考和挣扎,他在1991年年底决志信主,第二年复活节受洗。后来,他把自己的信仰历程写成《迢迢真理路》,发表在《海外校园》创刊号上,并开始使用“里程”这个笔名。
《游子吟》也不是在书房中凭空设计出来的。它最初来自冯秉诚带领专题慕道班的经历。他发现,一些刚接触教会的知识分子,一开始便进入传统查经,常常因为语言和思想方式的距离而离开。于是,他先整理慕道者真正过不去的问题,再逐项查阅资料、预备讨论。相关内容后来陆续在《海外校园》发表,经过两年写作,于1996年结集出版,成为《游子吟——永恒在召唤》。
《游子吟》能够产生深刻的影响,不只是因为它给出了一些答案,更因为它准确听见了一个时代的问题,并且给出了某种程度令人信服的答案。
从“有没有上帝”到“人究竟是什么”
三十年过去,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。科学与信仰之间的传统争论并没有完全结束,但新的技术现实正在把人类带入另一组更复杂的问题。
过去,人们常问:“科学是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?”今天,人们开始追问:“如果机器越来越像人,那么人究竟是什么?”
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写文章、作曲、绘画、翻译和编写程序;算法能够分析人的习惯,预测人的选择;聊天机器人能够模仿理解、安慰与陪伴;人工智能甚至开始进入医疗诊断、教育、司法和战争决策。这些变化带来的,不只是工作方式的改变,也不只是某些职业是否会被取代的问题。它们正在触及人类对自身身份最基本的理解。
如果机器可以生成文字,人的创造力还独特吗?、如果算法比我们更清楚自己的偏好,人的选择有多大程度是自由的?、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模拟安慰和亲密,关系是否可以被技术替代?、如果记忆、声音、面孔甚至人格都可以被数字复制,一个人的“存在”究竟意味着什么?、如果人的思想最终可以被解释为信息处理,那么灵魂、良知和尊严是否仍有真实基础?
《游子吟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,主要面对的是“科学与信仰是否冲突”;人工智能时代的人,则越来越需要面对“技术发展是否正在改变我们对人的定义”。

问题看似不同,深处却彼此相连
它们都在追问:人从哪里来?人为什么具有价值?人的生命最终要走向哪里?理性仍然重要,但理性已经不是全部。
冯秉诚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逻辑、事实和证据。《游子吟》正是沿着这条道路,尝试说明基督信仰并不必然与科学和理性冲突。但冯秉诚后来也注意到,不同世代需要不同的沟通方式。
他在接受《海外校园》采访时谈到,面对他那一代人,需要讲理、讲证据;面对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年轻人,单从理性切入可能已经不够。他们同样关心爱、真诚理解以及人生的终极目的。
这个观察放到人工智能时代,更显得重要
今天的人并不是没有知识,而是被过量信息包围;不是没有答案,而是不知道哪些答案值得相信;不是不愿思考,而是注意力不断被算法切割。一个人可以在几秒钟内获得有关上帝、科学、进化、伦理和死亡的无数解释,却仍然不知道哪一种声音真正能够触及自己的生命。
在这样的时代,护教不能只是提供更多信息。人工智能可能比任何个人更快地列出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论证,也可以同时生成支持和反对基督教的文章。
真正无法被简单替代的,是一个人如何活出自己所相信的真理。
人工智能能够解释爱,却不能代替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承担痛苦;能够生成祷告文字,却不能代替人在绝望中真实地呼求;能够整理关于盼望的经文,却不能代替一个生命在苦难中仍然持守的盼望。
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信仰语言,却不能替人相信;可以生成答案,却不能替人悔改;可以描述牺牲,却不能替人付出。这也意味着,人工智能时代的信仰对话既需要理性,也需要生命;既需要思想上的说明,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真实的陪伴。
求真,比维护一个人的正确更重要
纪念冯秉诚,不能只是重复《游子吟》中的每一项论证。任何一本书都属于它产生的时代。《游子吟》引用的部分科学材料和论证方式,也需要随着知识发展继续接受检验。如果把一本护教著作变成不能讨论、不能修正的经典,反而违背了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求真精神。冯秉诚本人并不回避这一点。
在《游子吟》修订版前言中,他公开说明修订内容,包括补充资料、标明引文出处和纠正错误。他特别指出,初版中关于达尔文婚姻及其子女的记述“严重失实”,并为此公开致歉;他也在《游子吟——永恒在召唤》原书及修订版前言表示。 修订之后仍可能存在错误和疏忽,欢迎读者继续批评指正。
这件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提
人工智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看似完整、实际却可能存在错误的内容。虚构的引文、失真的数据和不存在的研究,都可能以极其自信的语气出现。人们也可能只因为某项内容符合自己的立场,便不再追问它是否真实。在这种环境中,承认“我可能错了”,不是软弱,而是求真的起点。
一位作者真正值得尊敬的地方,不是他从不犯错,而是发现错误之后,是否愿意把事实放在自己的声誉之上。对今天的教会、媒体和每一位内容生产者而言,这种态度也许比拥有更多辩论材料更为重要。真理不需要虚假的证据来保护,信仰也不应依靠未经核实的信息来维持。

一个名字的离去,不应成为追问的结束
“世上再无冯秉诚”也可能表达了华人教会对传承的忧虑。
过去几十年,华人教会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讲员和作者,却未必建立起同样有力的思想传承机制。我们习惯使用前人留下的成果,却未必愿意投入时间和资源,培养能够面对新问题的作者、研究者、编辑和跨学科人才。冯秉诚本人却没有把《游子吟》的影响归功于个人。
谈到这本书的传播时,他强调:“一本书被上帝用……一定是群体的作用。”在他看来,一本书产生影响,不只是作者的成果,也包括鼓励写作的人、提供发表平台的杂志、参与出版和修订的机构、分发书籍的教会,以及长期陪伴慕道者的普通信徒。
我们需要深入理解“世上再无冯秉诚”这句话的内涵
这个世界不需要,也不可能复制另一个冯秉诚。真正需要延续的,不是一个人的传奇,而是一种面对问题的诚实、一种尊重知识的严谨、一种愿意接受修正的谦卑,以及一种进入时代现场的勇气。
今天继续这场对话的人,也许不会再写一本以创造论和进化论为中心的《游子吟》。他可能研究人工智能伦理,可能关注基因科技和生命尊严,可能进入青年文化和心理健康领域,也可能在媒体和网络空间中重新讨论自由、责任、关系与永恒。他不需要成为冯秉诚,却需要像冯秉诚一样,听见这个时代真正存在的问题。
追问仍在继续
《游子吟》的作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赛程,但《游子吟》所代表的追问并没有结束。
三十年前,人们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寻找答案;三十年后,人们站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世界里,重新追问人的身份、尊严和未来。
技术可以不断扩大人的能力,却不能自动告诉人应该把这些能力用向何处;人工智能可以产生越来越多的答案,却无法替人决定什么是真理、什么是善,以及什么样的生命值得追求。
冯秉诚所留下的,因而不只是一套关于科学与信仰的论证,更是一种面对时代问题的姿态:不逃避疑问,不轻视理性,也不把理性当作唯一尺度;愿意查考资料,也愿意修正自己;相信真理经得起追问,也相信人的终极需要不能只由技术满足。
“世上再无冯秉诚”,是一个名字的离去。但在人工智能时代,他曾经面对的那些根本问题并没有离开:人从哪里来?人为什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?知识是否等于智慧?技术能否带来救赎?生命最终将走向哪里?
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一位作者的离世而停止,也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能够生成答案便自动得到解决。
《游子吟》之后,追问仍在继续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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